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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可不是哪个细节的问题，是多个细节凑成了失败的结局。 第一、冯.施陶芬贝格开始并没有抱着必死的心态，舍不得同归于尽。并且，从执行到组织竟然都靠着他一个人，放了炸弹后还要乘飞机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德军大本营（狼穴）赶回柏林指挥政变，全靠一个肢体不健全的残疾人，未免太过于幼稚和理想主义。 
冯.施陶芬贝格伯爵夫妇，施陶芬贝格家族是德国南部一支天主教的贵族，其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，列祖列宗多是教堂主持、政府官员和高级将领。 施陶芬贝格本人，开始也是希特勒忠实的崇拜者（亲身体验到了希特勒复兴国家，重整军队，开疆破土的威力），后来目睹纳粹暴行，体会到希特勒想让德意志民族与其同归于尽的意图，逐渐转成了怀疑、甚至厌恶（可以参考施陶芬贝格的个人日记）。 
第二、行动仓促，两枚炸弹只装了一枚。执行者施陶芬贝格是个残疾人士，在北非战场上，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手，另一只手也被炸断两根关键手指。即使意志再顽强，行动不便是必然的，况且紧急安装定时炸弹这种精密活动——要把引信插进炸弹里，然后再用钳子把玻璃管捏碎，让酸液能流到触发引信的金属线上，金属线被酸液腐蚀后，撞针就会弹出来击发雷管；但是，换了其他人又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资质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希特勒。结果，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上身有残疾行动不够麻利，原计划使用两枚炸弹只来得及装上一枚。 第三，临时改了会议地点，会议原本在掩体的地下室进行，但是天气太热，就转移到了普通的会议室，会议室的结构是木制棚屋，会议室的窗子都打开着，炸弹的威力被明显削弱。  再有，勃兰特上校嫌公文包太碍事，移动到了桌脚橡木板的一侧，这样希特勒的威胁又少了一分。还有希特勒当时正在看军事地图，他的视力不好，所以身子往前的倾斜度很大，看上去上半身几乎趴在了桌子，保持这样的姿势的话，如果炸弹在桌子底下爆炸，无疑，厚实的橡木桌反倒起了盾牌的作用。结果，会议室敞开的窗门和厚厚的桌子大大减小了炸弹引起的冲击波，希特勒最终只受了轻伤。
第四、这个计划缺乏群众基础，单纯是国防军军官内部的组织策划的谋杀与政变，纳粹却是一个广泛群众基础的专政；同时，也没能笼络住其他德军高级将领，像隆美尔，古德里安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这个计划和组织，但只是隔岸观火，没有提供任何实质帮助。 第五、柏林城内的反希特勒分子优柔寡断，行动迟缓，并未及时解除纳粹高层的权力，武装占领柏林。甚至部分成员在得知希特勒没有被炸死后动摇倒戈，让计划中的政变亦告流产。 事实上，即使暗杀没成功，也需要按照希特勒被炸死的计划行事，立即占领广播电台、解除纳粹党卫队的武装，控制柏林，暂时切断柏林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、立即派遣得力将领下去掌控外地军队——而不是一堆人窝在办公室里议论纷纷、打探风向、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发动政变，用几个小时等待着是否被炸死的确切消息，然后才采取行动。 第六，一个小人物的关键作用。就是下图的负责柏林防务的奥托·恩斯特·雷默少校。   德国军官专业户托马斯塑造了一个帅帅的，立场摇摆不定的警卫营长雷默少校，虽然镜头不多，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现实中的雷默可没有那么中立，恩斯特·雷默少校作为一名国防军将领，但同时也是一名纳粹信仰者，甚至在战后还不遗余力的传播纳粹遗毒。这样的铁杆纳粹，掌控着柏林的兵力调遣。。。。。
这些暗杀成员的理想十分丰满：推翻纳粹专治，建立新政府，由新政府与盟军谈判，让利益最大化，比如争取一个相对缓和的投降条件，保全德国在1939年以前就据有的主要领土，甚至可以同苏联接着平分波兰，允许德国保留军队，避免外国军队进入德国等。总之，越早与盟军谈判就越能掌握主动权，保留越多的既得利益。这种投降就是有条件的投降，可以保证德国尽可能多的既得利益和领土完整，而非45年德国的无条件投降——割地又赔款，还被分区占领。 
然而，行动与谋划却相对单薄，结局是残酷的。随后，希特勒对参与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，有7000多人遭到逮捕，其中将近5000人被处死。这些曾经的政界、军界高官受尽羞辱，比如故意收走他们的裤带，让这些骄傲的贵族军官在受审过程中全程提着裤子，衣衫狼狈。死刑的实施方法也是耸人听闻：用钢琴弦勒住，挂在屠宰场的钩子上慢慢死去，行刑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。隆美尔为此也被逼自杀。 另外，作者本人也有个困扰许久的问题，7月20日前后，正是北半球的高温时节，以本人的亲身体验讲，即便是德国汉堡那种大风凉爽的城市，搁到现在，大夏天中午，穿着笔挺毛料制服，里三层外三层的背心衬衣，加上长筒军靴那也得分分钟中暑。但数个版本的电影和当时照片都表明，德军就是在三伏天穿毛料制服+加长筒靴，难道全球变暖这么明显，70多年前真的如此凉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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